从“东亚病夫”到“文明之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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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病夫”到“文明之狮”

2024-07-10 08:39|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从“东亚病夫”到“文明之狮” 中国“绰号”完成蜕变

来源：大公网

2014-07-09 12:22

从“东亚病夫”到“文明之狮”，中国的成功崛起告诉世界，中国已经完成了蜕变。回首百年，关于中国的“绰号”一变再变，从鄙夷到恐惧（如伏地魔、中国威胁论），其中可以看出世界对中国国力变化的态度转变。

中国自述：

江泽民：中国如巨龙腾飞是梦想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于2000年4月访问南非时，在时任总统姆贝基准备的欢迎晚宴上发表讲话，将中国比喻为“巨龙”，并称，“让中国如巨龙腾飞，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

江泽民访问南非时会见时任总统姆贝基

江泽民在讲话中称：“今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智慧、理想、力量的象征。让中国如巨龙腾飞，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五十年不平凡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找到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决心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对兄弟的非洲人民渴望实现非洲大陆复兴的强烈愿望，始终抱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姆贝基总统倡导的“非洲复兴”思想，表达了非洲各国人民向往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心声，有利于促进非洲国家凝聚自强和振兴经济的力量。尽管非洲目前还面临一些困难，但我们坚信，非洲复兴终将成为现实。”

习近平：中国是“睡狮已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结束对法国的访问行程时，用“睡狮已醒”比喻现在的中国，并形容中国这头醒来的狮子“和平、可亲和文明”。

习近平在法国引用拿破仑言论，强调中国并非威胁

习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时提到“中国梦”将带给世界机遇、和平和进步，并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新京报》曾在一篇考证“醒狮”来源的文章写道：“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的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理念。正是由于醒狮符号与同盟会革命宣传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们的频繁使用。

“经过了清末革命宣传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狮来指代。”

习近平：中国不是“牛魔王”

中国崛起后，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美好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伟业》的重要演讲，其中驳斥了中国威胁论——别把中国描绘成“牛魔王”。

习近平首尔演讲后，获赠礼物

习近平指出，“面对中国发展，有些人认为发展起来的中国必然成为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牛魔王。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作为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面向未来，中国将做一个什麽样的国家，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想从3个方面谈点看法。第一，中国将始终做一个维护和平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是权宜之计。第二，中国将始终做一个促进合作的国家。中国坚持按照亲、诚、惠、容的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第三，中国将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中国人民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但不会骄傲自满、止步不前，而是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开放包容心态虚心倾听世界的声音。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学习，向各国人民学习，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绰号”

“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及类似词汇最早何时在西方出现并被国人所知，史料浩如烟海，可能很难穷尽得出一个答案。但官方意见，一般认为这个词汇出现在1896年。如上海市体育局五百年体育大事记中就说：“（1896年）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

在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中，日本武士道代表送来写有“东亚病夫”的匾牌成为经典桥段。

所谓的“租界英文报纸”，是指上海的《字林西报》；“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这句话，则出自当时由梁启超主笔、风靡一时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的中文译稿，该译稿名为《中国实情》。细心的读者其实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存在概念偷换的嫌疑，“中国是东亚病夫”被替换成了“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细读原文，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概念偷换——《中国实情》其实是一篇针砭当日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即用“病夫”形容中国，感叹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文章只此一处使用了“病夫”一词。其主要内容，则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官场风气恶劣，导致军事政治改革全盘失败。但作者似乎并未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完全绝望，在文章的末尾如此期许：“总之，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

总而言之，这份被视作西方世界鄙视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国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全文通篇都是在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发议论；更没有半个字提及中国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而始终在谈中国的政治改革事务；即便是在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里，也丝毫没有提及与国民体质改造有关的任何计划。换句话说：在这位外国作者眼里，因为中国无法启动政治改革，无法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所以在甲午之战中连日本都敌不过，是“东方之病夫”。这个逻辑，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

虽然很难确切地找出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的最早记载，但“病夫”一词，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最早被形容为“Sick Man”的国家，是土耳其。19世纪中期，土耳其帝国国力衰败，屡被西方国家欺凌而无法振兴，故被其强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讥笑为“Sick Man of Europe”（欧洲病人）。此后，“Sick Man”这一形容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如1860年，美国国会议员Cox曾用“Sick Man”形容过墨西哥；1896年《字林西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统称为天下四大“Sick Man”。

如前所言，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Sick Man)，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仅仅是就晚清中国的国力衰弱、政治改革乏力而言。那么，这种描述有没有恶意嘲讽的意味在其中呢？

至少从《时务报》翻译的《中国实情》一文中看不出这种嘲讽存在。该文作者虽然遍数中国官场的种种腐败，但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文末也期望并鼓励中国加速改革，虽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另一篇同样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说“中国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文章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则自居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文章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等为主题，系统讲述了作者对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意见。文末，作者说道：若中国“翻然醒悟”，力图改革，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

此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改良派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因为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其中的建设性批评的善意，所以并无丝毫反感之意；而且还将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着述之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严复和梁启超。

严复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强》中说：“一国之事，同于人身”，所以，“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严氏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认为改革若不从根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上着手，那么，变法图强的结果，只能让这个“病夫”死得更快。在阐述具体的改革问题时，虽然严氏也提到了鸦片和缠足，认为二者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但却并没有使用“病夫”这个词来描述国人的体质状况。通观整篇文章，“病夫”这个比喻只属于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

梁启超是晚清最重要的改良派喉舌。在他1897年发表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氏表达了和严复类似的意见：他也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同时也不赞成不从根本上（兴学校、改官制等）着手改革、而单兵突进模仿西方“练兵”来强国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不是给“病夫”治病的办法，而是在模仿身强体健的壮士的行为，其结果，非但不能治愈“病夫”，反会加速其死亡——“亡天下者，必此言”。1898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战纪叙》里，同样明确地将中国和土耳其并称为“病夫”，而且将二者的“病”说得非常明白：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渎，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从这段描述里，可以看出梁氏的“病夫”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舆论的影响；而且和西方舆论对“病夫”的定义完全一致：中国之所以成为“病夫”，是因为其内政、外交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从梁氏如此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病夫”说，也可以看出，当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了解西方“病夫”说的真正内涵的，并没有受辱、反感和抵触情绪。

但到了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人为强行扭曲了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在该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启超第一次用“病夫”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曷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梁启超当然不是第一个指出中国百姓体质虚弱之人。但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将西方世界的“病夫论”与中国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将中国成为“病国”，完全归因为国人都是“病夫”的人。

梁氏的这种转变，与他深受当时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种族的优胜劣汰，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后来的纳粹主义。受此理论，梁氏一改从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转而提倡“国人种族进化才能救中国”；相应的，“病夫”这个词，也从之前专指无力改革振兴的国家，转而指向了身体孱弱的国民——梁氏受“社会达尔主义”的毒害有多深，只要看他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就可以知道了。在这本小书里，西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好的，东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劣的；如果中国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体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被彻底优胜劣汰掉。

在晚清舆论界，论影响力，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梁启超相比。故《新民说》一发表，就迅速流传开来。用“病夫”来形容国人体质虚弱，也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陈天华1903年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本名曾朴）；《孽海花》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

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如此说道：“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此时，国人已经毫不怀疑，“东方病夫”、“东亚病夫”这类名称，一定是西方世界对国人体质的侮辱和嘲讽。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里，即如此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的“口出狂言”：

“鄙人（指俄国大力士）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到1940年代，蒋介石在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批青年干部训话时，也如此说道：“现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视我们中国，侵侮我们中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体格，更比不上他们。而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普遍的衰弱，实是民族最耻辱的表现！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首先就要注重体育，提倡体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后，我们民族的体格，就可逐渐恢复健强，一洗东方病夫的耻辱！”1987年，邓小平也曾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东亚病夫’。”

至此，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对“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理解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即：这是傲慢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挂在嘴边的对中国人体质的一种尖酸的嘲讽，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不容忘却的耻辱，洗刷这一耻辱，是所有中国人的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本文资料，全部引自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

赫鲁晓夫：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从蜜月期逐渐走向恶化，最早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拥抱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立即把毛泽东愤怒的谈话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赫鲁晓夫决定对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7月31日，赫鲁晓夫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双方没有拥抱，只是握手致意，把赫鲁晓夫一行接进会客室后，刘少奇、周恩来就走了，由毛泽东、邓小平和杨尚昆与赫鲁晓夫等人会谈。赫鲁晓夫委过于尤金，说此人不会办事，关于建立长波无线电台一事，他向毛泽东表示道歉，他辩解说没想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

在会谈中双方对战争、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也有分歧。赫鲁晓夫访华并没能修补中苏之间的裂痕。

1958年8月台湾海峡出现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处于战争边缘状态。苏联深恐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把苏联牵扯进来，影响美苏的缓和进程，当得到中国领导人保证不会牵连苏联后，苏联政府于9月7日和19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

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资料和原子弹样品。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此举等于告诉美国：苏联不支持中国，这显然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向美国提出苏美两国垄断核武器的建议。同年8月，中印边境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由于赫鲁晓夫把印度作为其南下太平洋的跳板，极力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苏联政府不顾中方的解释和事实真相，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对中印冲突不分是非曲直，笼统表示遗憾，实际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引起中国政府的反感。

1959年9月30日，刚刚结束访美的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赫鲁晓夫受到中国领导人礼节性的、不很热情的接待。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发生了口角。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被冷淡的送走了，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赫鲁晓夫途经远东回莫斯科，10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又影射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

日本驻英大使：中国是“伏地魔”

近来，中日关系随着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而走向数年来的“冰点”。2014年1月2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像“伏地魔”，3天后日本驻英大使反击称中国才是亚洲的“伏地魔”。专家指出，日本驻英国大使的这一行为正在为日本重回战争道路制造舆论，埋下伏笔。

刘晓明（左）与日本驻英大使林景一（右）

刘晓明在《每日电讯报》网站撰文，引用英国人熟知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伏地魔”形象称，若日本军国主义像阴魂不散的“伏地魔”，那么靖国神社就是其魂器之一，代表了该国灵魂最黑暗的部分。在《哈利波特》小说中，魂器是一种容器，奸角们可以在这儿储存他们的灵魂的碎片，让他们得到永生。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无视其他亚洲近邻的感情，公然参拜了供奉着14名犯有“反和平罪”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的行为让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再次抬头。

刘大使指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应被视为日本的本国事务，也不应被视为某一官员的私人行为，更不应被视为仅仅是中日、韩日关系的事。更深层次地，这种表达敬意的形式让人怀疑日本是否可信。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让人们对日方的态度，特别是其对军国主义、侵略以及殖民统治的记录产生质疑。

然而，日本方面不仅没有反思其错误行为，反而试图借英国媒体大打舆论战。1月5日出版的英国《每日电讯报》头版刊登了日本驻英国公使林景一的署名文章，竟称中国才是亚洲的“伏地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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